蓝调

         还是在单位的时候，有天快下班接到办公室的电话，说有个活动年轻干部必须参加----当晚将在影城放映内部资料片。快下班了通知人看内部资料片，还真有些烦人呢。不过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干，就多问了一句什么片子啊？主任斩钉截铁地告诉我：“未来是谁的世界！”听完了，就觉得结尾一定是个感叹号的。

       转了转念头，想也许又是什么敏感时期了吧，要给我们这些人紧紧骨头，大约就是铁幕啊，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什么的。

       影城条件很好，各个部门的年轻同志们济济一堂，终于电影开始了----《未来水世界》！

       哈哈，昨晚想起来还觉得好笑，虽然片子一般，脏兮兮，烂糊糊的。

         阅读这位“英伦才子”的文字，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他好像英国的许知远，博览群书、逻辑清楚、引经据典。。。

       《身份的焦虑》可以帮助人从纵深，特别是西方的纵深来了解现今无时无刻不围绕我们的焦虑。对于高中生，对于初进社会倍感焦虑的新鲜人，这的确是一本好书。

       对于我们这些一直身处这种焦虑之中，明白它的来处却也不得不接受，不得不每每与之作战的人来说，因为也常走这条自我开解、自我批判的路，却也不觉得多么新鲜。当然，德波顿可以为我们在独自行路时招来很多同伴，那些声名显赫、至少青史留名的同伴。

       这也是一本可以在时髦文青，或者就是德波顿所说的那类时尚的波希米亚人中行走自如、觅得同好的通行证吧？我想，在一篇时尚文论里如此开头：“阿兰德波顿曾说。。。”，一定会引来编辑的很多好感。

       只是德波顿所指的那些一直被社会、公众仰望的所谓精英来引用他的关于“焦虑”的话，实在是一种很高贵和充满自省的谦逊，而边缘如我，对于德波顿“焦虑”的引用，则有些尴尬地濒临“酸葡萄”的边缘。

       所以，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书，只是不要奢望可以从此解决什么。人其实不是一个可以被道理改变的动物，当他心神振奋地被一些精致的文字和思想所营养，却不得不马上被人的自然属性所召唤的时候。

       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P．S，看到有人说德波顿是人肉google，挺形象的。

      几个月前就在一个电视台看过一两眼，觉得就是那种怀旧的路数吧，虽然看得出画面和演员还是比较精致的，但也没提起兴趣看。前两天看见江西卫视在放，正赶上第一集，就看起来了，还真不错，虽然不能算是尽善尽美。不过，能有那么些片断打动人就够了，其实哪有什么尽善尽美的。

    昨天的两集让我发现它的价值，在那些动人的怀旧和展现过往时代的真诚等等的赞美之外的，应该还有那种有分量的幽默，这恰恰是我看到的同类题材里比较少见的。

    比如，昨天看到肖家老二跑进来告诉父亲不好了，杨老三在被造反派关押的屋子里挖了洞，钻进隔壁的小姑屋子里，“又那个了，被人抓住了”；看到肖长功、杨老三、包科长等人私下议论小道消息，说林彪摔死了，最后包科长大大地开了个玩笑，都让人不禁哈哈大笑。但那种幽默又是实打实的，工人的幽默，里面还有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不浅薄的幽默，是非常不容易的。

    除了刘佩琦、孙红雷、陈小艺这些主角以外，有些配角也相当出彩，特别是那个山东口音的包科长，很喜欢。

    前两年采访过导演陈国星，因为电影《陈云》，感觉他是那种把个性和现实结合得比较好的人，所以一直有片子拍，而且主旋律的片子还都拍得不俗。比如《横空出世》，还有传说中却一直没看过的《黑眼睛》。

    现在回头去看当年的采访，觉得还是能找到些他个人的蛛丝马迹，特别关于喜剧的部分。那次采访印象深刻的原因，还因为那是我唯一一次出岔，采访机卡带了我没发现，结果最后整理的时候，发现两个多小时的采访，只录了十几分钟。整理的时候一直安慰自己，这不是个重头的采访，两千多字就行了，不要紧张，呵呵。还好，最后都还原出来的，毕竟都是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陈云》最后一直没看过，看过的朋友说一般，陈在采访里提到的得意段落似乎最后也没有留下来，或者也没能达到他要的效果。拍电影总是这样，参与的因素太多，最后大多与初衷分道扬镳。

 

专访陈国星

                                                           

    跟陈国星聊天，特别享受的是他谈论他的电影，特别是电影之外的那些细节，他对过去那个时代的微妙捕捉，他的眼神里迸发着一种光芒，可以说是兴高采烈。但他又是很谨慎的，牵涉到对人的一些评价，甚至是对自己的评价。每当此时，他就微微地低头，字斟句酌起来。他甚至不像大多数采访过的导演，可以一二三四地说出自己最喜欢的前辈。他拒绝评价那些前人是否够纯粹，理由是“我没有亲眼见过”。

    忽然觉得自己那个有关“纯粹”的问题有些多余，他已经回答我了。人不可能一直纯粹，因为要养家糊口，要过现实的生活。但有那么几个瞬间纯粹一把，兴高采烈一把，就足够幸福。

记：电影《陈云》的拍摄初衷是什么，怎么想到要拍这样一个电影？在这个电影里你觉得最能抒发你个人情怀、或者最能激发你热情的东西是什么？

陈：我觉得我所接手的这些主旋律电影在拍摄上都是比较有难度的，因为你必须要在不太多的拍摄经费里面完成这个作品，要符合历史史实，符合人物在党史里的定位，同时也要得到包括家属在内的各个方面的认可，这是挺困难的。而且我运气也不太好，几乎我接手的这些电影一开始剧本都不是十分令人满意，所以必须重新做很大的调整，我们也不怕得罪编剧。因此，要说能拿到一个本子让我一下被抓住，很有激情地去投入，那会是特别幸运的一件事，但我没碰到过。至于说到我在这个电影最想表达的东西，一开始我也不太清楚，因为每个电影导演的敏感和视角都是不同的，我相信换一个导演拍《陈云》肯定跟我的会不一样，但我拍着拍着会越来越清晰。

记：你是否参与了这个电影的剧本创作？在剧本创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功课？能否为我们介绍一些剧本创作方面摘取伟人动人细节的具体事例？

陈：对，我们在北京跑遍了所有相关的资料馆，查阅了所有相关资料，但说实话，跟陈云同志有关的资料并不多，但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同时，我们还走访了所有我们能采访到的陈云同志身边的人，其中包括他过去的一个秘书，一个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当时跟我们说只能采访半个小时，结果老人兴致很高，跟我们说了两个多小时。（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同志也很高兴，我们访问她主要想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因为于若木同志跟陈云同志结婚的时候，是中央安排她这个19岁却有3年党龄的老党员去照顾陈云同志，因为当时的陈云身体不好，老流鼻血，而当时陈云同志已经35岁了，年龄上有很大差距。

记：那像于若木同志这样参加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说起自己过去的爱情故事的时候，会不会有些避讳？

陈：她话很少，但我们还是了解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细节。比如她说到她曾经有一件毛衣，当时在延安不好意思穿。

记：是颜色太艳了？

陈：对，结果她就把毛衣拆了，给陈云打了件围脖。在延安那么干旱的气候条件下，他们还自己开出来一小片地，种了些西红柿，然后把西红柿挤成汁喂养他们的孩子，这样就给孩子补充了维生素C，等等这些细节我们都觉得特别有意思。我还见到了于若木当年的照片，她给我的感觉是那种特别有个性的女人。

记：你从哪里能感觉得到？

陈：这就得说些题外话了，于蓝老师曾经送给我一本她记述自己在延安鲁艺生活的书，当时她的那些照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就是她尽力在以那样一种姿势在表现着自己。当时跟现在还不一样，女孩子可以比较直接地表达自己。那时女孩子都是穿着特别宽大的衣服，留着齐耳短发，不太能表现自己特别女性的一面。但是，于蓝老师在那些照片里给了我一个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于若木在照片里表现出来的是一种特别相似的东西，我因为于蓝老师对这个很敏感，就一下捕捉到了。我就在想，也许就是这些体现在她们这些革命知识女青年身上的与众不同的魅力，吸引了我党高层领导同志的眼球。（笑）她们身上的那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和热情，跟现在我们文艺圈里的一些女孩子还是有相似的地方的。

记：也许她们更加单纯一些？

陈：我觉得她们会更加泼辣一些。对她们来说，这些我党高层的领导干部代表了她们向往的主义，比如于若木当时就觉得自己太落后了，觉得自己似乎跟陈云同志的差距太大了。我想那眼神里出来的东西一定很不一样，一定是很炽热的。

比如，我们根据当时延安他们住的窑洞之间的那个很窄的小过道设计了这样一场戏，过道很窄而且有个坡度，于若木点着一盏油灯要把它放在过道的一个台子上，这时陈云也走过来了，于若木够不着，陈云同志接过油灯帮她放上去，这时灯光照亮了他们两个人的脸。你想啊，这么窄的一个过道，两个年轻的男女这么近的距离一定会发生一些感应，这种东西会非常动人。我觉得将来电影出来以后，这个地方会特别好看。

记：你能不能再为我们介绍一些这部电影的亮点和看点？

陈：在拍这个电影前，我又去了一次毛主席纪念堂，想要找一些感觉。当时我发现主席遗体前献的花特别多，我观察那些非常恭敬地在毛主席遗体前献花的老百姓，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甚至很多人你一看就不是那种有钱人，献的也可能就是一把很普通的塑料花，但他们那种感情让我觉得是对主席那个时代的一种感情，一种追忆，很动人的。因此，在这个电影里我想要表现出来的一个主题就是“拯救”，我想说当年共产党的胜利不是偶然的，它正是符合了老百姓的利益而受到了老百姓的拥戴，它有一个拯救的东西在里面。因此，我在考虑电影配乐的时候也要突出这个主题，我希望它有些像《角斗士》那样的一种音乐，很宏大的、从上到下关照的那样一种音乐。

    因此，我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就不想沿用过去那些类似题材里常见的那种特别机械教条的东西，我试图用一种新的视角来再现伟人的形象。比如，毛主席在这部电影里有三场戏，虽然其中一场因为影片长度的问题，最后可能会删节，我都觉得特别好，包括演员的那种状态、我们的设计都非常好。其中有场戏是我们根据一张真实的照片结构来的，那张照片里的毛主席躺在十三陵的一块空地上休息，地下可能就铺了张军毯或者就是一块门板，主席光着脚。当时我看了这张照片觉得特别震动，觉得这就是主席的状态。因此在我们的戏里，主席就是这样坐在十三陵的地上，因为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身边的空地上还铺了几张作战地图，陈云同志这时走来跟主席商量发公债的事，主席指着身边一碗热腾腾的小米粥，用湖南乡音招呼陈云“吃，吃”，

    而且告诉他这是延安的小米。这场戏是讲主席并不同意陈云同志向人民发公债的想法，他在情感上觉得要人民交钱给政府，尽管之后国家会以利息的方式返还给人民，他情感上还是不能接受。但他又不会直接表示反对，他就试图用他那种朴素的感情来说服陈云。我们在这些表现主席的戏里就是要拉近伟人和观众、和人民的距离，我不要主席还是我们常见的那种招手、那种很遥不可及的样子，我希望他一上来就是特别可亲的、光着脚站在地上的形象。因此，在我们戏里扮演主席的古月一开始特别不习惯，他找不着我们的机位，因为他习惯了主席正面的机位，但我们几乎都是侧着的，我觉得这样更能衬托出主席的形象特别可亲、特别有伟人的魅力。

记：你曾说“拍电影要放进自己的东西，但又要判断是否是观众需要的”，就这个电影而言，你如何找到这两者的平衡点？你觉得对于观众而言，这个电影最能吸引他们的是哪些？对于这部伟人的生平事迹，观众除了能从中受到教育之外，你觉得他们还能得到什么？

陈：你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我得想想。拍这样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我希望能有一个比较独特的视角，是不同于我们通常在书籍、课本上看到的那种视角，我觉得那样会受到观众的欢迎，可以说是一种民间的立场，但这个词也许很多人会不喜欢。我们总认为所谓“主旋律”的、重大历史题材的电影观众不多，但根据北京电影市场的回馈，凡是关于历史题材的、无论中外的电影，北京的票房都是不错的，说明观众还是喜欢这类的电影，关键看你怎么拍，是什么样的视角。

记：似乎对目前的中国电影而言，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能吸引最大多数的观众走进影院看电影。但其实每部电影都有它偏重的受众群体。你希望你的观众越多越好，还是希望自己能有一个固定的观众群，彼此像知音一样？你想过自己的电影是拍给那一群人看的吗？

陈：（思考中）我这个电影还是面向那些有一定知识的观众的。其实我们很难有机会跟看电影的人在一起（交流），很少。

记：你曾经担任过中央电视台“神州风采”的编导制作，你个人觉得那一段从事电视工作的经历对你今后的电影创作有哪些具体的帮助和收获？

陈：那就是纪录片风格，就是实地去采访，解决困难，克服困难，对我以后的电影创作很有帮助。

记：90年代初期你拍摄了一系列喜剧电影，如《临时爸爸》、《爱情傻瓜》等等，跟你后来的作品风格和题材都很不一样，当时出于怎样的考虑去拍那些电影的？

陈：我是很喜欢拍喜剧的东西的，就是想拍，我很愿意在作品里融入一些喜剧的元素。比如跟万方合作的《空房子》里，宋丹丹那个角色本来不是她，可我找她来演就是要在原来那种悲悯的调子上加些幽默的元素，令人兴奋的元素，这样无形之中又吸引了另外一部分的观众。但万方可能不太喜欢我这样改，可能跟她原来想要的不一样。（笑）。

记：那些电影在当时的票房成绩似乎都不错，你今天如何来评价那些电影？那个时期的电影创作为你今后的创作打下了怎样的基础，有怎样的收获呢？

陈：这我不知道，我觉得那是我电影创作的一部分，那些经历对我来说都有用。那些电影加深了我对喜剧的理解，恰恰理解了那些东西以后，使我今天在塑造人物上，我作为一个导演有自己的特色。你看我电影出来的演员大多有非常具有人物感。对比有些电影，电影本身不错，但人物都有些空。我的电影可能有的电影比较一般，但人物比较有特色，值得人们分析和探讨。这个可能跟我对戏剧的堆积和积累也有一定的关系。如果有机会，我还是愿意弄喜剧，喜剧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东西。

记：你曾说：“希望自己和自己的电影一样越来越纯粹。”纯粹是你向往的一种状态吗？为什么？你觉得怎样是一个纯粹的人？怎样是一个纯粹的电影导演？

陈：你这个问题我不太好回答。

记：是不是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就能算是一个纯粹的人？

陈：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本来我们知识阶层应该有所谓“知识分子立场”，我们更应该接近社会，接近大众，替他们说话。但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越来越集中在权利和金钱的周围，这是我们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现实。有些非常有思想的电影导演，我很好的朋友，当年拍出来的东西都非常棒，但最近几年也转型，可能在商业化方面做了些努力，也有了些进步，但我也跟他们说，在你们的电影里你们自己没有了。但我作为同行，我也能理解，拍电影非常不容易，作为职业电影人，你拍电影最终还是要交房钱啊，要养家糊口生活的。所以这个东西是很难的。

记：在你的心目中谁能算得上是纯粹的导演？

陈：这不好说，不好评价。

记：那死了的那些导演，其中包括外国的那些导演呢？（笑）

陈：我没有亲眼看到过，我也不好说他们私下是什么样的人。我接触过的比如俄罗斯的一个导演，就是拍《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那个缅绍夫，有次我和他都是俄罗斯一个电影节的评委。当时评委会里就有两个俄罗斯的评委，我亲眼看到那个女评委跟缅绍夫因为对一个电影的看法争得面红耳赤，他们就是针对一个电影各自发表意见，没有说谁的资历老或者级别高就怎样怎样，我觉得他们能那样地坚持自己的观点和立场，那样开诚布公地争论，觉得挺感动的，那就是俄罗斯的知识分子。

记：如果我们抛开组织安排你拍电影这个背景，《孔繁森》这样关注个人和国家民族关系的电影和《黑眼睛》这样更关注个体的电影，你更喜欢拍哪一个？

陈：我觉得我还是喜欢、或者擅长拍男人的戏，那种跟重大的历史段落有关的，有大的政治历史背景的电影。那种阴柔的电影我拍就不行，要反映很细腻情感的女人的戏，就觉得自己没使上劲，比如最近的那个《空房子》。所以我还是喜欢拍那样的电影，但现在好像有些生不逢时。

其实拍《黑眼睛》的时候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如果将来我做的比较好，有人来研究我的话，《黑眼睛》的拍摄是个特别有意思的过程，因为中间我的想法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那之后我就转到主旋律那种基调上去了。但之前，我要拍的《黑眼睛》跟后来出来的片子讲得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当时，一个北京的编剧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讲一个盲人女运动员，她们赛跑的时候是一个人带着一个人跑的，在一次比赛最后冲刺的时候摔倒了，这个时候她突然复明了，看到了这个世界，看到了一直训练她的那个男教练。但她特别害怕，她拒绝这个世界。但她赛跑的成绩时进入残疾人奥运会的一个成绩，而她却变成了一个正常人，因此她要做一个决定，是回到黑暗中去参加残疾人奥运会，还是作为一个正常人失去这个资格。当然她是选择做普通人。而绊倒她的呢是另外一个小盲女，她的竞争对手，最后代替她去了奥运会。最后她听到了那个女孩在残奥会上拿了金牌。当时故事的“核”是这样一个“核”。我当时觉得这个故事好啊，它给了我很多的想象。当时我就说服了万方，我们就去了北京盲人学校去找这种感觉，这就是一个分野的地方。就是文艺创作的源泉是什么？我在里面迷失了。因为我们一贯教条的东西是（文艺创作）从体验生活开始。而我一体验生活呢，就发现原来这个故事它偏离了生活，生活中的盲人不可能两个人一块跑，这违背了生活的真实。这么吸引人的一个故事它完全违背了生活的真实。当时，我一下就乱了，我从这个不真实又发现了另外的不真实。其实当时我没有足够的、象今天这样的经验判定一个题材，包括认真地寻找它打动我的究竟是什么东西。我一下就按照我们老师讲的，我们一定尊重生活本身，按照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来进行创作。但其实很多意识流的，非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也成功，不一定这个情节在现实中就是这样的，但是在精神的层面上它是真实的。我就这样最终拍摄了一个走向自强的女孩，她战胜了自己。结果被公认为一个主旋律电影的样板，而且是非常人性化的一个主旋律电影，而且招致了很多赞美之词。小陶虹也一发不可收拾，一下子得了八个奖。我这个月要去俄罗斯参加一个电影节，还是这个电影。所以我也想，将来有机会我可以根据原来的那个故事再拍一个电影，就象美国的一些电影一样，它的外壳是虚构的，但深层次的东西是真实的。

 

 

 

 

 

        前段，曈曈想要只小乌龟养养，本来是向专业人士咨询如何挑选小乌龟，结果奖赏加倍----专业人士说为了鼓励小朋友喜欢小动物，送一只给曈曈玩。

        专业人士家里好像微缩动物园，总计金鱼两大缸，小狗两条，乌龟若干只，蛇两条，好像是两条吧，还有用以蛇的食物链的仓鼠一只。在小狗受到我的莫名惊吓之后，成功获得专业人士赠予的小乌龟一只。一家大小俱欢。

 
        不久出现问题，一周一次的喂食不太顺利。小乌龟连续两周没有好好进食。担心之余，只好求教专业人士。人家问，你一般什么时候喂呀？我说多半是中午，他说太热了乌龟也不吃的。接着又问，吃什么啊？我说就是你说的那种肉丝啊，是不是冰箱里冻过它不喜欢呢？他说是不是你没有放到常温再给它啊，太凉人家也不吃的。

 
        之后，按照专业人士指点，改成了凉快一些的时候吃晚饭，喂乌龟的肉丝也早一些拿出来化冻。

 
        结果，乌龟先生满意地享用了它的晚餐。

        心里的石头落了地，终于可以不再回顾自己曾经眼看着一只小乌龟绝食而死的心理阴影了。估计真是肉丝太凉了的缘故。看着乌龟先生一如既往地在水盆中卖力地锻炼着身体，心情已然轻松了很多。

 
        有天走过小区，一家人的阳台栏杆上挂满了漂亮的长方形花盆，里面的花姹紫嫣红开得真热闹，虽然看得出都是些不太名贵的花，太阳花什么的，但也足够让人高兴的了。我就喜欢那些不名贵，但足够热情、生命力活跃的花。

        有了应付小乌龟的信心，我又想也许我除了乌龟博士以外，还可以找到一个花博士？偷懒的人能有专业人士指点，总是好过自己瞎翻些其实没什么用的书。

 
        我的忠实的朋友们，有愿意帮助我的专业人士吗？给些指点？

        好几夜，都有很美的月色。

 
        想，也许明天在博客上就写这一行文字就够了。

 
        但，始终不能免俗，总想说明些什么。

 
        回想自己懂得欣赏月色以来，似乎真的没有变过。

 
        好友说，你要注意补水了，这次见你跟上次还是有些差别的。我笑说，那是到了该老的年纪了。

        真的啊，父母给我的一切，暴露在外面的，总会慢慢变化，衰老、沧桑。虽然也有很多恐惧和不安，但入夜时分，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偷偷回去，打开那个地方，那个只是我自己的地方。我会看见那个小女孩还在那里嬉笑玩耍，或者就是很安静地睡着了，宛如天使。我就放心了，她一直还在，永远不会离开。

        仍然喜欢夜晚，喜欢夕阳西下，我知道那跟情绪、跟心态，本质来说是没有关系的。我只是珍爱那种被感动的感觉，不因为谁，但心里温暖，流泪也很坦然。

        感谢神，这么多年来对我的看顾，让我拥有一切----平安和美好。

 

一夜没睡好，总听见赞美诗的歌声，上周聚会让我泪流满面的那首，还有引得我们站起来唱的那首，在梦里我记住了它的旋律，怕忘掉所以让它一遍遍唱着。

所以，此刻头晕晕的，想去睡，也睡不着。只能回头来写字。

早上，照例打开博客，牛博网，浏览。又看到杨显惠这个名字，点进去看，直到一个人躲进厕所把眼泪擦掉。因为儿子和婆婆在隔壁房间玩闹，很开心，我无法跟他们解释，我为什么哭了。

链接在这里http://www.bullog.cn/blogs/nfrwzk/archives/93876.aspx，很好的一篇文章，但最有力量的仍然是杨显惠写的那两本关于甘肃定西的书。很早就听说过这两本书，只是一直犹豫我是否有勇气去面对那些文字。

我总是不能确定我一直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勇气有多少，特别当我面对那些远胜于文字的生活，那些只要你足够忠实，一字一句记下来就远胜过多少鸿篇巨制的生活。对于以文字为业的人来说，那些文字是财富，是一个美妙却很少人能到达的世界，是一种不可言传的悸动，值得用生命去换取的悸动。但对于贡献或者说组成了这些文字的，那些真实在这些文字的氛围中生活过的人来说，那就是扎扎实实的生命，是血肉的代价。

昨天，看到好友在同学录里贴的照片，照片上山丹军马场的7月，油菜花盛开。看着那熟悉的广阔、一望无际，在上海立秋以后依旧迟迟不肯退去的湿热里，忽然觉得其实那里，无论我愿意不愿意，都是无法忘记的。无论我过着怎样的生活，任何与那里相关的文字、画面都会第一时间在我混沌的头脑中突现出来，然后搅动那些沉睡的器官和触觉，涌起一些尤为奢侈和陌生的情绪。

杨显惠和他的书，也是如此。那里面是我熟悉但却未曾去过的地名，熟悉的方言，甚至是近在咫尺的过去。

50年代末，爸爸已经在兰州工作了。当时他所在的团小组的同事，弄丢了一张图纸，这是很严重的错误。身为团小组长的爸爸难辞其咎，被留团察看，同时下放甘肃农村劳动。

我一直都没有问过他到底是在甘肃的什么地方，爸爸对他经历过的一切基本上都是语焉不详。即便是回忆也是尤为昂扬的，看到和听到的仍然只是一个男人的战斗、无惧和最终的胜利。在他的回忆里不会有唧唧歪歪的感伤，那些他从来都不屑的东西。所以他的故事一点也不好听，甚至有时我会怀疑它的真实性，怀疑它里面表现出来的那种强大。

但当我慢慢长大，更加熟悉和了解爸爸，我才能慢慢理解，也许那种夸大就是他的武器。在他的故事里，他豪迈地把他曾经的恐惧和痛苦都赶走了，而他所亲历的许多事，更让他藐视那种无用的感伤。只是，我仍然想知道，总有一天，他不得不接受他的衰老的同时，那种恐惧和痛苦会不会回来，那时他会怎样看待他所经历过的？

所以，忘记和记忆模糊仍然是幸福的。如果没有必要，为什么要去回顾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只是，他不巧有我这么个女儿，一点点记忆的碎片都足够让我咀嚼、琢磨，还不得不记下来。

三年困难时期，爸爸就在甘肃农村。

直到现在他面对别人在他看来无理的“蔑视和挑衅”，仍然会说：“我怕什么？困难时期我草都吃过。。。”但对于那时的情形，他所有的记忆只是这一个故事：

有天，他听说最近的一个火车站，每天早上8点供应一种白面饼，每人限量可以买两个。那时的他还拿着工资，比起农民来说实在要优越好多了。他的问题只是，有钱却没有吃的可买。所以，他一听说，就赶着上路了。走了一夜，几十里地，鞋子都被路上的荆棘刺穿了，脚上都是血。他说，一路上也有不少农民跟着一起走。但累了，也决不能休息，他说，因为眼看着身边的农民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总算大早上赶到了那个火车站，排队买到了饼。那个饼啊，他每次都会对着灯比划，对着太阳是透明的。

后来有机会回江苏老家探亲，爸爸一个人就吃掉了一罐奶奶腌的咸带鱼。同样眼睛里不揉沙子的姑姑跟爸爸因此吵了起来，姑姑说没见过你这个饿死鬼的样子。要知道，那是一大家人准备吃几个月的。据说爸爸和姑姑吵得很厉害，但他始终没说自己在农村的事。前两年遇到姑姑还说起这个，姑姑笑着说，他不说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农村的事啊，整整一罐子的咸带鱼啊。

困难时期结束后不久，爸爸有事去北京出差，说是下了火车直奔全聚德，别的什么都不要，就是两只烤鸭，当场就风卷残云了。他说，那是肚子里真没油水啊，吃下去也没觉得撑。现在不行了，半只都吃不下。

我想很多人都一样，不愿意去怀想那些苦难的往事，特别慢慢地，那些事都将跟我们失去关系，然后，慢慢湮没，没有人知道。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字不仅仅是恩赐、天赋、财富，美妙而超然的世界，文字更是良心、传承，和责任。

 

N：你是我的儿子吗？
曈：是的。
N：你能不能给别人当儿子呢？
曈：不行。
N：为什么不行？我觉得你可以给别人当儿子的呀。
曈：不行，因为他们已经有儿子了。
N：那么那些没有孩子的人呢？你不是可以给他们当儿子吗？
曈：那也不行。他们没有孩子说明他们不想要孩子。
N：那么那些有孩子的呢？比如有的人有两个孩子了，他还想让你给他当儿子，不是也可以吗？
曈：那也不行。他有两个孩子说明他就想要两个孩子。

        听着有些恍惚，这是曈曈吗？
        也许，就是这样，只有单纯的头脑才更接近真理。

         前后断断续续用了两天的时间看完了这本书。

       我突然明白，也许可以如此简单地来分别什么是畅销书，什么是经典著作：当我不经意拿起《尸骨袋》，似乎就陷入了它的场，它甚至变成了一个人独自在外悠闲散步时有些心思恍惚的理由----它到底要讲什么？后面怎么了？

       而那些经典著作，看看一直放在我桌子上，甚至在我的书架上放了快20年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就知道了。

       不过，这两者没有高下之分。我想有区别的只是一种姿态，经典著作更高傲一些，它总是不屑于迎合你。你是否有耐心、有兴趣看下去，它都不关心。它可以独自呆在你布满灰尘的书架高处，静默不语。也许你一生都不会去看，但它不在乎。

       （但我会看的，至少今年年底之前。）

       我很喜欢这本书，斯蒂芬金让我看到了他强有力的想象的同时，也让我看到了他自如驾驭文字的能力。“惊悚恐怖”不过是他的一个标签，他能写很多其它的题材，只要他愿意。一个好的小说，无论标签如何，至少它的人物是饱满的。无病呻吟和陈词滥调能制造畅销书，却不能制造好的小说。

       只是阅读这本 “斯蒂芬金”的小说，也许需要多一些的耐心，不要指望一开始就有让人喘不过气的恐怖。（这是我看的第一本斯蒂芬金的小说，所以并不知道这是否是他的小说里尤为缓慢的一部。）

它不过开始于一个作家妻子的突然死亡，是病故已经让很多读者觉得无趣了。然后，斯蒂芬金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描述一个作家在妻子亡故后的孤独，和发现自己突然面临灵感枯竭的那种恐慌。如果不是作者胸有成竹地间或洒下一点点诱人的“疑点”，让你控制不住看下去的话，也许看了开头的部分，会让人觉得更像是好莱坞的那类温情家庭剧。

       不过，斯蒂芬金不会让读者等太久的，需要一点点，一点点耐心就够了。

       但看完以后，我想，我也许不会急着再去看他其它的小说，因为里面的鬼魅和怨气是我不喜欢的。

       我会去看他的传记，因为斯蒂芬金的关于一个想学写作的人，必须强迫自己每天写5000字的话，一直鼓舞着我。看了他的文字，我更加不怀疑他就是这么做的，但我想知道更多。我的确相信，一个渴望在一生中写些什么并最终成功的人，一定不是那些经常在闲逛却美其名曰寻找灵感的人。

 

P.S一句，我觉得上海译文的这个版本翻译得还不错，比我10多年前看到的什么“远方出版社”的“夜惊魂”系列里的那本斯蒂芬金的《秘密的花园秘密的窗》要好多了！那本简直看不下去！译者叫戴兆隆，真想替他挖个洞，劝他还是钻进去的好！他的烂文字让我从此跟斯蒂芬金隔绝了十多年！